暗流涌动的2021即将步入尾声。2022年，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多位经济学家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或在5%左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将有机结合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出现，全球经济复苏再添变数。
12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刊发文章指出，全球通胀进一步加速的风险正在成为现实，要在疫情持续不退的环境下应对通胀压力。此前10月IMF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9%，中国经济增速8%，较7月预测数据均出现下调。
目前，对于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国际组织与市场观点大多预判在8.1%左右。12月1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预测，中国GDP增长为8.1%。6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经济蓝皮书》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8.0%，与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预测相一致。
亮眼的数据背后，也有经济学家指出，去年经济低迷、低基数“翘尾效应”可能提高了今年3%左右的数据增长表现，而2021年中国真正的经济增长或在5%-6%之间。
“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12月8日-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指出，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们既要正视困难，又要坚定信心。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会议部署2022年中国经济工作：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明年，中国经济会否向好？倘若全球大通胀持续，货币政策如何应对？中国经济的新动能是什么？前不久举办的《财经》年会2022上，顶尖经济学家们展开了讨论。
临近一年收官之际，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评价说，今年中国经济的恢复并不是特别理想，这会对明年经济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2021年恢复不如预期，也是有很多特殊的不可抗力因素。疫情没想到会不断地反复，灾害没想到今年水这么大，还有已经久违的能源危机，整个世界遇到了问题，中国拉闸限电，我这个年龄，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李扬感叹道。
中国企业经营之艰难，显现在原材料成本与销售价格的剪刀差中。10月，生产者价格PPI同比上涨13.5%，创1995年以来的新高，同时物价指数CPI同比仅上涨1.5%，二者分化达12个百分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迅猛上涨，大幅挤压着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
监管与反垄断的强化也加剧了一定经济波动。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凸显，但各个行业冷热不均。出口、制造业升级、新能源汽车等相关领域表现非常亮丽，而与监管重置相关的互联网、教培、房地产面临的压力则在上升。
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李扬认为，这样的情况属于旧常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恐怕看不到了。IMF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5.6%，美国经济增长5.2%。中国要实现赶超美国，经济增速还必须显著更高，因此仍需努力。
从外部环境看，疫情、地缘政治与产业链重构，仍然牵动着中国经济命脉。大家也在猜测，疫后大放水的美国，会在何时收紧货币政策？届时，又会对中国产生哪些外部影响？
暗流涌动的2021即将步入尾声。2022年，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
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或在5%左右
5.9%——IMF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算得上一个亮眼数字。即便是IMF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实现4.9%的展望，也将高于过去40年来全球经济3.5%的增长率。
但这一数据主要得益于低基数效应。IMF驻华首席代表巴奈特（Steven Barnett）提醒，去年全球经济萎缩了3.1%，今年强劲增长的经济数据，可能会掩盖全球经济仍然深受疫情拖累的事实，“我们现在还没回到正常轨道上，明年全球GDP预计仍然会比疫前水平低3%”。
实际上，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学界的态度也愈发谨慎。潜在经济增长率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实现最优配置时，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跌破8%，疫情发生后，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从8%跌落至6%以下。
现在，李扬担忧潜在经济增长率继续下行。“测算数据显示，205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不到4%，还是很高，但如果目前一些情况使潜在增长率的中枢下行，问题可能变严重。”
今年5月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下行态势。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三季度的经济增速约为4.9%，或已跌破潜在增长率。主要原因包括房地产市场销售遇冷、金融信用政策的收紧、就业和消费的低迷，以及上游大宗商品成本上涨对下游的挤压。
朱海斌指出，今年刺激政策退出的力度和强度、产业政策的冲击远超市场年初预计。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两年平均增速同比增长5%、5.5%、4.9%，环比增速分别为0.2%、1.2%和0.2%，而经济潜在增长率环比原本应在1.3%、1.4%左右。
具体来看，“三驾马车”中，今年出口保持高速增长, 但海运费猛涨摊薄了企业利润，而且出口未来的形势依然充满变数。而在国内，投资与消费都增长乏力。李扬介绍说，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无一例外都在下行。
这其中，房地产市场的变局尤为突出。恒大集团爆发危机，1月至10月，43只房地产企业信用债出现违约，是去年违约数量的2.5倍。房价出现下跌，10月，70城新房价格指数环比下跌0.3%，创2015年以来最大跌幅，64城二手房价环比下跌，仅有4城上涨。
任泽平分析，房地产投资和销售连续七个月回落，金九银十呈现不足，9月、10月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分别下滑21.7%和22.6%，带来了开发商资金链的紧张，也带来了地方大量土地的流拍，意味着未来房地产投资也面临继续下滑的压力。
今年，消费的强烈反弹也迟迟没有出现。“双11”，淘宝罕见地停止了分时成交数据的公布，明显更为冷清。
而且，李扬分析，数字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提高，不是因为消费好了，而是因为投资坏了。今年消费复苏的进展严重受挫，根子上看，是居民收入上不去。尽管上世纪末就有中央文件强调要在一次分配中大幅提高工资比重，但今天，这一比重还略有下降。
另一数据显示：非金融部门杠杆率2020年因疫情而急剧上升，今年前三个季度略降。
同时，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也下降，与信贷扩张速度下降一致。社融、信贷、M2均下降。
“债务减少意味着企业不愿意借钱，不想生产，都要关门了，投资更不用说。居民不借钱了。为什么呢？以后的收入没有前景，我的消费没有因为借钱的便利而增长。”李扬认为，政府的杠杆率2020年很高，今年前三季度比较平稳，结合新增国债的限额和实际新增国债余额的减少来看，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前景也不看好，今年都不愿意借钱。
多位经济学家预判：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低于今年。中国银保监会原副部长级干部于学军分析，由于全球疫情不断反复、原材料涨价冲击中小实体企业、出口高基数与大国博弈，以及房地产与土地财政等问题，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世界经济明年增速会放缓，但不意味着停滞。”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执行官孙玮认为，得益于各国的宽松政策刺激，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6.1%，明年降至4.7%。2022年，伴随第二针疫苗接种率上升，亚洲经济增速明年将保持在5.4%，主要靠出口和消费拉动，中国、日本、韩国会是主要引领国家，而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速预计是5.5%。
这一数字与国际机构的最新预测接近：IMF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长5.6%，世界银行今年年中的预测数据是5.4%。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2月估计为5.1%，下调了7个百分点。
朱海斌观测到一些政策在今年的过度执行。比如，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类的，一些脉冲式的政策的执行，对短期的下行压力有一定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不仅是短期的周期性的政策变化，更多代表了中国未来三四十年新发展理念在经济政策中的实施。预计从今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逐渐转好，到明年二季度回到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之上，明年下半年可以稳定在5.5%以上。总体来看，明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为4.7%。
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大概率会放缓。但巴奈特指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明年预计将基本复苏。到明年年底，中国的产出水平有望接近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但是，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即便到2024年，产出水平仍会比疫情前的预测低5.5%。
应对全球大通胀：美联储加息，中国货币政策会转向吗？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扭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指出，上世纪末20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速较发达国家快0.45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由发达国家引领；新世纪前20年，中国等金砖五国崛起，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大幅提高，较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增速快3.65个百分点；然而，根据IMF的预测，二者的差异在明年又会回落至0.5个百分点左右。
“未来一两年、两三年，世界经济格局会和过去不太一样，很可能和上世纪最后20年更类似。”黄益平分析，许多发展中国家更难有效而广泛地接种新冠疫苗。此外，美联储政策的调整也可能使经济基本面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遭遇货币贬值与金融市场的冲击。
——实际上，过去两年，为了提振疫情阴霾笼罩下的经济，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都作出了大幅宽松货币、扩张财政的救市选择。
2020年3月，美联储将联邦储备基准利率从1.5%至1.75%，调低为0%至0.25%，即“零利率”政策；同时宣布实行无限量的货币政策，到去年年底时，将其每月的购债规模增加一倍，达到1200亿美元，从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突飞猛进，去年末已达到创纪录的约7.5万亿美元。2020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25%，为二战之后的最高增速。
全球央行大放水，为市场注入了巨额的美元流动性，稳住了消费需求，带动全球股市上扬，但也逐渐导致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今年，全球大宗商品大幅甚至成倍上涨。经济学界将通货膨胀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复苏不均的供求缺口；航运受阻、供应链断裂；美国移民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收入水平增长；以及全球央行的直升机式的撒钱。
目前，美国的通胀压力表现尤其突出。10月，美国CPI同比上升6.2%，创31年以来新高。同期，中国的CPI同比仅上涨1.5%，但PPI同比上涨13.5%，一些消费品企业开始迫于成本压力发布产品涨价通知。市场机构认为，还不能完全排除上游成本压力向下游继续传导、带动物价上涨的可能。此外，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风险也不可轻视。
2022年是中国经济复苏非常关键的一年。对于中国经济，目前大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经济正在稳步复苏；另一种则警示，中国可能正处于从滞涨向衰退方向转化的阶段。观点的分野之间，亟待厘清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大通胀究竟是短期还是长期现象？
起初，美联储将通胀视作暂时现象，认为价格会随着基数效应、供应链瓶颈等短期因素过去而下降。但今年全球通胀的上升程度、涉及广度，已经超过了不少市场机构的年初预期。11月30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最新讲话中去掉了通胀是“暂时性”的说法。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担心，这可能会演变成为长期性的全球大通胀。
在巴奈特看来，政策的制定面临支持增长与控制通胀的两难困境。IMF预计，大部分国家的通胀压力大概会在2022年消除。目前，通胀压力的增加在意料之中，但也有一些迹象表示，供需不匹配的持续时间比预期要长。如果继续出现航运中断、供应链断裂，通胀就有可能持续。而一旦通胀明确上行风险，需要央行主动积极进行应对。
近期，美联储已经开始削减购债规模，加息的操作时间也成了外界关注焦点。孙玮预计，美国可能在明年年中停止资产的收购和购买，到2023年年初开始加息。英国、加拿大都可能准备加息。新兴市场里，70%的央行会逐步采取收紧政策，也即，在连续20个月各大央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支持后，明年将慢慢尝试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朱海斌估计，美国会在明年年中、三季度开始加息。根据摩根大通的调查，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要到2023年美国通胀率才能降至2%以下，28%认为要等到2024年或更长时间，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会是明年下半年。市场主流看法是，美国明年将加息两次及以上。
一旦美国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影响也会外溢到中国和其他国家。黄益平以2008年为例：当美联储开始大幅度宽松货币政策，世界各国都会获益，发展中国家迎来大量的资本流入、市场利率下降、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但货币政策总要正常化，上一轮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很多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土耳其、南非、俄罗斯的日子都非常不好过。
不但如此，与宽松货币对应的还有扩张性财政，以及背后巨大的债务风险。
过去两年，美国力度空前的财政刺激政策，使美国债务总额超过28万亿美元。2020年美国的赤字率达到15.8%，现在政府债务率高达136%以上，均创二战后的最高水平。于学军分析，若美国两党无法就大幅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美债违约可能造成一场浩劫。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也提醒，世界经济可能发生债务衰退。各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全球国债发行水平相较GDP上升18%，且建立在原本就很高的基础上，为经济埋下了隐患。一旦美国财政政策收缩，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出问题。
疫后经济的复杂之处还在于，中国与美国存在不同步的“双周期”。
任泽平说，中美的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可能是错位的。由于疫情与抗疫政策不同，中国经济在2020年二季度开始复苏，美国经济则是从2020年底和2021年初开始复苏，中国领先美国大约三个季度，由此，中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也领先于美国三个季度。
二战后，全球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操作基本与美联储的政策方向一致，当美国加息时，各国跟着加息；当美国减息时，各国跟着减息。由此，形成了一致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明年，倘若美联储开始加息、全球性货币政策收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会发生什么？
黄益平分析，一些国家经济基本面不好，很难承受大量资本的进出。中国也可能会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甚至是资产价格下行的压力。去年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过去后，中国综合性的杠杆率、非金融杠杆率已经上升了22个百分点，占GDP的280%。高负债的情况下出现流动性波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中国央行高度关注欧美央行政策转向、货币政策收紧，会不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等。央行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会更加强调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和财政政策等手段的配合。
稳字当头与低碳中国的经济新动能
2021年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国外政策又生变数，临近年末，中国宏观政策正在调整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任泽平分析，中国经济近期出现一些新下行压力，相关指标，例如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已连续七个月回落。在此大背景下，国务院常务会重提“六稳、六保”，央行最新货币政策报告删除了“大水漫灌”相关词汇，种种迹象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词将是稳增长。
如何稳增长？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是调控国内市场、应对国际变化最为直接的手段。
1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除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的金融机构），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的报告评价称，这有利于加强跨周期调节，对冲暴露出的金融风险，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12月7日，央行再次定向降息，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下调后3个月、6个月、1年期再贷款利率分别为1.7%、1.9%、2%。外界普遍认为，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可以降低小微企业、“三农”综合融资成本。
12月9日，央行又宣布将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由现行的7%提高到9%。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外界认为，这是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回收美元流动性。
由此，12月15日将同时出现“对内降准、对外升准”的罕见一幕。相关金融人士指出，在中国当前的滞胀格局里，既要控通胀、又要稳经济，正在考验央行的精细化操作能力。
李扬分析，中国的货币、财政政策在2021年比较克制，虽然对今年的经济走势产生了收缩性影响，但同时也意味着弹药库里的弹药比其它国家多得多，这就是有韧性、有弹性、有空间，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形势。这是保证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体制机制条件。
仍须注意的是，货币政策等调控手段，虽然能够化解短期的金融风险，却无法完全确保实体经济长久的万无一失。稳增长的真正意义，是最终实现中国经济长远而健康的发展。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强调，不能以传统的宽松或者收紧去理解货币政策。当下，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更多是由于结构性问题，房地产投资受限，但能替代房地产的新投资没有起来。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培育新动能。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根据索洛模型，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构成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用这一模型解释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原因便是：人口红利；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大量固定资产，再进行抵押形成了银行信贷与资本；过去30年，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增度基本在4%以上。
以此模型逐一对照，中国经济当下首当其冲的挑战，便是深度老龄化与少子化社会的来临。前不久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自然增长率为1.45‰，创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照此趋势发展，不少人担心，明后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劳动力锐减影响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对此，任泽平建议，参照意大利、法国人均每孩每月补贴200欧元-300欧元的做法，由政府设立三孩生育支持基金，给予家庭现金补贴和个税抵扣；同时，通过对相关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增加普惠式的0岁-3岁的托育服务供给等举措，实现生育成本在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合理分担，让更多的年轻人生得起、养得起，尽早筹谋中国人力资本的未来。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增长问题在于，房地产、老基建、重工业化的旧动能时代正逐步落幕。
对此，任泽平建议，一定要实现房地产的软着陆，避免硬着陆，在坚持房住不炒、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情况下，合理调节前期过紧的政策，同时避免“一刀切”与钟摆式调控，加快构建以城市群战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和房地产税为主的长效机制，推进房地产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对新产业和新技术的培育力度。
实际上，第二个问题也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问题相勾连，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降至2%左右的事实。对此，刘俏建议推动再工业化、新基建、大国工业、碳中和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由此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刘俏认为，这五点共同发力，或能推动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保持较高增速，创造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奇迹。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五点动能中，碳中和与供应链的重塑或将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中国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许多经济学家判断：未来几十年中，碳中和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或将重塑国民生产网络的面貌。刘俏指出，碳中和需要255万亿元的巨大投资量，决定了它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将深刻地改变生产型行业乃至消费主导型行业。
今年11月，央行推出了新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金融机构向相关企业发放碳减排贷款，助力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大重点领域的发展；再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毕马威报告预期，企业将进一步加大在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绿色低碳领域的投入，并推动相关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
这既是一场巨大的挑战，也是一场巨大的机遇。巴奈特介绍，如果成功转型为可再生能源、新的电力网络、高能源效率和低碳的交通，到2030年末可将全球GDP提升约2%，并创造3000万个工作岗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也做出分析，低碳绿色转型要求我们减少对传统高耗能能源、化石能源的使用。这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各种生产流程的数字智能化，另一方面也需要以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进行调峰。而电力市场的价格改革、降低能源市场准入门槛、开展碳排放权的交易等等也会催生出更多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坚定不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但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由此，综合经济学家的观点，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动能已经呼之欲出——
全球脱碳与疫后产业链重组，再叠加技术升级、再工业化等因素，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将主要出现在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新基建、新能源、碳中和等领域。与此同时，一些软性的制度建设，例如完善教育、医疗、社保、户籍、生育，发展资本市场、减税降费、扩大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也将继续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于“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什么变？什么不变？将继续考验2022年，也将考验着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站在2021年的末尾，刘俏回顾起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他将经济的成功之处归结为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中国出现了1.5亿个经济微观单元，并形成了复杂密集的生产网络。而节点领域的投资与产业政策在经济网络中不断扩散，最终实现了整体经济的倍增。
而今，国际形势波澜诡谲，传统动能又逐渐淡出，过去的智慧或许可以照亮中国经济的未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黄孟复强调，民营经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先锋和主导作用，民营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中的基础力量，外资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有益补充。三种力量都要充分利用、挖掘，共同助力中国经济长远发展。
在有效市场的基础上，刘俏作出建议，我们还应以更积极的宏观政策投资中国未来的节点行业、新动能，“这种投资一旦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它带来的增长意义最终将在中长期呈现出来。”而这，可能也是中国经济在悬而未决的全球大通胀中实现逆水行舟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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